香港社會經常湧現不同聲音,提出五花八門的訴求,呼籲政府透過減稅、“派錢”方式,還富於民,從而改善民生,扶助弱勢社群。對於“派錢”和還富於民等建議,恕我不敢苟同。我認為最佳方法是透過經濟發展,令市民自力更生,生活得到改善,現屆政府推出各種扶貧措施,補足現有社會安全網的不足,反而負擔較重的中產階層應獲得更多稅務紓緩。
近年鄰近地區提出各種稅務優惠吸引外資,刺激經濟及帶動出口。香港面對這些激烈競爭,必須自強不息,提振經濟。但知己知彼,香港更有必要維護現有簡單稅制及低稅率的優勢,否則香港被邊緣化的機會率將會大幅提升。
與此同時,政府坐擁龐大的財政儲備及巨額外匯基金累計盈餘,當局應該審慎靈活運用這些豐厚的財力,透過各式各樣的稅務誘因,為本港經濟注入新動力。
提供誘因扶持產業
為了更有效地刺激經濟,特區政府應配合產業發展需要,策略性扶持有關行業及提供財務和稅務誘因等,進一步加強產業多元化,打破一直以來香港的經濟和就業市場結構過於單一。政府必須發展高增值及多元化產業,尤其在促進知識型產業的發展,包括科研開發、資訊科技及創意產業等,為下一代構建向上流動階梯,並且積極扶助營商環境日益艱難的中小企業。
同時,政府應透過適度稅務寬減,藉此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這些措施不但可以令社會企業責任日漸受到重視,更可增加就業,培育青少年,惠及社羣,構建社會和諧精神。
應對稅基狹窄問題
本港歷來稅基狹窄,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均來自受經濟周期及外圍市況影響的賣地收益、印花稅及外匯基金投資回報,以致經常出現“坐過山車"的情況,其他比較穩定的收入依賴一小撮高收入的中產人士,一旦經濟放緩,庫房的進帳難有保證。這種稅制不但未能確保長遠而穩定的稅收,加上在大型基建及發展項目上大失預算,是政府面對的重大隱憂。
長遠而言,面對稅基狹窄帶來日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政府必須全面檢討現行稅制,研究擴闊稅基、增加經常性收入。否則將會出現收入緊張,支出不斷擴大所形成的失衡現象,一旦處理不當,將會變成一個計時炸彈。在這方面,政府不能再畏首畏尾,只要稅制改革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和有利香港長遠發展,香港的理性社會自當追隨政府。
優化稅制 增強競爭力
特區政府現時擁有龐大的財政及外匯基金儲備,短期內根本沒有加稅的逼切性。加稅的弊處不單令中產首當其衝,同時嚴重影響基層及弱勢社群。從宏觀角度審視,加稅亦會打擊香港的競爭力,得不償失。因此,對於坊間有不少要求政府加稅的建議,恕我看不到迫切性和支持的理據。
無可否認,優化稅制的確有助提升香港的競爭力。自2006年取消遺產稅,確實吸引亞洲富豪把資產投放在香港,為金融業帶來了不少商機。另一個例子,要數到2008年豁免葡萄酒稅。在短短五年間,葡萄酒業務發展迅速,香港已連續三年成為全球最大的葡萄酒拍賣中心,亦是全亞洲的主要葡萄酒貿易分銷樞紐。
根據過去五年統計處的《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按年統計調查報告》,簡單稅制及低稅率一直獲最多受訪者認為是最有利駐港的因素,連續多年有超過七成的支持率。同時,在一項最新全球賦稅評估報告中,香港亦被評為賦稅環境極佳的地區之一。
社會上對稅制有很多爭議,現時特區政府只徵收三種直接稅項,企業利得稅的最高稅率亦只為16.5%,相比世界各大城市,香港的稅項負擔都處於較低水平。
稅制討論不能單看稅收方面,必須同時審視公共開支的需求預算,政府正面臨公共開支逐漸增加的危機,包括涉及人口老化和貧窮人口高企等各方面,相信目前減稅的空間不大,但可以局部研究考慮部分寬減稅項的措施。
給予中產稅務紓緩
中產是政府庫房收入的重要來源,更是社會中流砥柱。近十年,中產怨氣越積越深,感到只有付出,缺乏回報,受到政府忽視。中產力量源遠流長,遠至法國大革命,而近至新興市場,如土耳其和巴西,新一代中產階級的崛起,中產階級革命只有越演越烈,整個社會穩定都必須倚靠中產。因此,政府應認真地檢討應否透過稅務安排,疏導中產多年來的不滿。
政府回應中產訴求的方法,可分為短期紓緩措施及長期經濟政策。一如既往,政府可增加子女免稅額和供養父母及祖父母免稅額,以及個人進修開支扣稅額,均屬紓緩措施,政府可更進一步研究增設購買醫療保險免稅額等,全方位減輕中產的經濟負擔。
在制定長遠政策方面,政府更需要努力開拓土地資源,增建不同類型房屋,令市民可以置業安居,當局更要持續穩定樓價和租金,尤其協助中產“上車”,增加中產人士的職業穩定性,提供更多發展事業機會,促進整體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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