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求经济效益的中国外交策略“一带一路”，总体上获得沿綫国家的支持，但在国际舞台上，连繫日本、美国、澳洲及印度四国的“印太战略”亦被视為与“一带一路”角力的区域合作联盟。“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之间既有竞争亦可共存的微妙关係，将為全球政经局势带来更多变数。

沉旭暉： 对冲外交当道 求竞争中合作

“印太战略”，源於印度与日本於2016年发表的共同声明，当时两国领袖提出，透过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空间”，改善亚洲与非洲的“联通力”。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联席主席沉旭暉指出，“印太战略”在日本2017年发表的《外交蓝皮书2017》中有更详细论述，意指一个繁荣的社会由两洲（亚洲和非洲）及两洋（太平洋及印度洋）所组成，对亚洲国家，日本将扩大基建、贸易及投资；对非洲国家，日本则支援国家建设，并致力促进良好管治，期望以人道支援、维和等方式使“两洋合流”，连结亚非两洲各国。

沉旭暉指出，澳洲正式将区域战略利益定位於“印太”则始於2013年澳洲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澳洲提及要加强与印度在经济及安全上的关係；而外交政策受实用主义一派影响的印度，主张加强与盟友的新型军事合作，并主动参与环球治理，印度自2011年起利用“印太”為主轴，加强与美国、澳洲等国的关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最常用的新名词亦正是“印太”，并多番强调太平洋自由航行，这正与“印太战略”的“印太两洋自由航行权”相呼应，美国对“印太战略”的重视不言而喻。

印太战略无阻各国合作

“印太战略”的倡议，并非无因，沉旭暉坦言，美国、日本、澳洲及印度拥有的共同战略目标和经济互补性，正影响着“印太战略”的发展。“日本先进的生產技术与印度的人口市场能结构性整合，而美国与澳洲则可从贸易中互惠，而且四国都不希望中国成為主导地区的唯一力量，彼此都有共同战略目标。”沉旭暉续表示，现时“印太战略”的路綫图也相对清晰，便是以东盟各国為印太中心、缓衝区，藉此消化或起码平衡中国在东盟的影响力。

然而，“印太战略”能否成為战略，沉旭暉则较為保留：“作為一个战略，这些国家加强经济协作相对容易，但成為实质的军事同盟却有相当难度。”对於“印太战略”的回应，中国固然视之為美国的新围堵，但沉旭暉认為印太各国不可能全方位变成整体。“推展‘印太战略’后，相信和现在情况没有太大差别，中国依然可以在不同议题，与各国合作。印度、日本、澳洲都不愿意经济上破坏对华关係，叁国目前也是中国回应美国贸易战的拉拢对象。”沉旭暉指目前印度不参加印太军事合作的决定，亦可看作為中国拉拢印度的初步成效。

对冲外交求竞争中合作

各国力求避免地区霸权主义的取态，可算是“印太战略”发展当中的助力。沉旭暉预期，“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不会令全球局势化為旧冷战时代般二元对立，因為各国，特别是印度，皆希望奉行对冲外交。（註：“对冲外交”即国家拒绝加入任何一方阵营，但亦非消极的“不结盟”或“中立”，而是採取一系列目标互相矛盾、影响及互相抵消的政策，在政策及立场始终為自己留下“退路”，以维持己方模糊的立场。） “属於印太范围内的中东、东非会欢迎‘一带一路’以外的选项；拥有自己欧亚地缘战略‘欧亚盟’的俄罗斯，则应乐见印太比亚太重心南移，而欧盟正酝酿‘连结战略’连结亚洲，则可看作和印太遥相呼应。”

“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之间的角力，谁又会成最大既得利益者？沉旭暉预期，被锁定為印太中心、“一带一路”前哨站的东盟各国，将获提供更多项目，加上它们一直奉行大国之间的对冲外交，相信会是最大受惠方。

观望未来全球局势的发展，沉旭暉认為“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这类大战略不存在绝对的排他性。“就像‘一带一路’和俄罗斯的欧亚盟之间，就是有合作也有竞争，相信‘一带一路’和印太也可以在竞争中合作并存，相信区域各国都乐见其成。”

梁兆基： “一带一路”乃全球参与和受惠的“合唱”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积极拉拢印度、日本和澳洲推动“印太战略”，国务卿蓬佩奥早前宣佈，美国政府投资1.13亿美元开展“印太经济愿景”计划，似乎有意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一较高下。然而，迄今“印太战略”仍未有具体蓝图，难免予人口号式策略的感觉。

反之，“一带一路”这项横跨亚欧非大陆的倡议已踏入五周年，虽然推展过程中也受到若干争议，但始终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支持，逐步由愿景走向成果。香港上海滙丰银行有限公司亚太区顾问梁兆基认為，源於中国的“一带一路”，本质是一个让多方参与和推动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当中东南亚国家最能受惠。

初期有赖中国资金投入

梁兆基表示，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和优先领域。五年多来，一批基础设施示范项目陆续落地。蒙内铁路竣工通车、亚吉铁路开通运营、汉班托塔港二期竣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恢復运营、中泰铁路，匈塞铁路，中俄黑河公路桥等开工建设。这些跨境基建项目的背后是庞大的资金需求，令人忧虑“一带一路”项目或令许多已负债累累的东南亚国家面临更大债务负担，甚至造成危机。

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上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梁兆基指出，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薄弱，金融体系亦不发达，投资风险较高，鲜有金融机构能独立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但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地区在2016至2030年对基础建设的资金需求将达26万亿美元。因此，“一带一路”初期阶段，中国政府成為主要出资者，以推动项目实施，而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批出逾53亿美元的项目投资，向新开发银行拨款410亿美元，中国亦将对丝路基金增资1,000亿人民币，中国的投入可见一斑。

吸引国际资本壮大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进入精耕细作阶段，梁兆基强调推动更多国际合作及私营资本的参与至关重要，特别是商业银行可作為主要资金提供者，在早期阶段提供贷款；投资银行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中介服务；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可通过资本市场和资產管理提供长期资金；私人资本可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形式参与。与此同时，一些资金也可通过在香港发行绿色债券、基础设施证券化、人民币计价產品等融资方案，吸引国际资本的参与。

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逐渐成為全球製造业基地，梁兆基认為，通过改善其基础设施，让其產品更接近亚洲消费者市场，特别是中国14亿庞大消费群，此乃真正双赢。他深信，在当前逆经济全球化发展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更能凸显“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既着眼於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同时引导投资实体经济，“一带一路”并非中国一方的“独奏”，而是全球参与且共同受惠的“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