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必須捍衛，但很多人忽略了其真義，香港一些大學和學者對“學術自由”亦似乎存有迷思。在追求“學術自由”的同時，大學和學者應重視其作育英才和學術研究的使命，以及對社會的義務和責任。

“學術自由”的概念，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哲學先賢蘇格拉底提出：“學者必須有權利探索一個問題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從蘇格拉底開始，哲學思辯與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辨別是非，尤其是挑戰傳統觀念，並找出其中的謬誤與盲點，從而引導社會走出世襲的桎梏與盲從，邁向更好的未來。因此，蘇格拉底為了堅持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不畏社會傳統和壓力，寧願服毒自盡，也不肯答應停止傳播被認為會“毒害”年輕人的哲學思想，成為西方史上第一位為追求“學術自由”的殉道者。

然而，“學術自由”真正能夠開花結果，有賴一群於18世紀末受啟蒙運動影響的德國學者宣揚和詮釋，特別是被譽為“現代大學之母”的德國洪堡大學創始人洪堡，將這個理念發揚光大，日漸成為十九世紀初以後德國大學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因此，“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一詞源於德語Akademische freiheit。Akademische源自柏拉圖的學園(Akademy)，它兼有大學的、學院的、學術的等多種含義。而“學術自由”成為一項法律權利，則始於1848年德國的《法蘭克福憲法草案》，規定“學術及其教學是自由的”。此規定其後於1850年為《普魯士憲法》所採納，成為最早以成文法形式公佈的“學術自由”條款。由於當時德國正在引領着大學潮流，美國有大批學者遠赴德國求學，並隨之將“學術自由”的思想傳入美國大學學府，逐漸形成為普世價值觀。

學術旨在追求真理

根據洪堡的理念，“學術自由”是指學術界天然享有進行學術活動(包括研究、發表與傳播)的自由，對事物真義進行探索。為確保知識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學者的活動必須只服從真理的標準，不受外界的壓力或利益的影響和干擾。換言之，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學術研究的先決條件。“學術自由”主要體現於三方面：(1)教授在研究與教學上的自由(Lehrfreiheit)；(2)學生的學習自由(Lernfreiheit)；(3)學術機構的自主(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而學術活動的目的，則定位為“為學術而學術”，不涉宗教、政治、經濟與俗世的任何運作。在洪堡的觀念中，研究與學習的目的不在於改善個人的生活水準或社會地位，而純粹是為了通過對“真理”的追求以期達到自我完善。我認為這種對知識和真理的探索，亦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泉源。

然而，“學術自由”在不同國度有不同定義，誠如愛因斯坦所說：“學術自由就是探求真理的權利，以及發表和傳授自己認知為是真理的權利”。很多國家都透過憲法或法例確立對“學術自由”的保障，不同的學術團體亦訂立各自的“學術自由”宣言，包括國際教育組織“世界大學服務社”於1988年發表有關“學術自由”和大學自主的《利馬宣言》。

自由須受責任制約

學者和學術機構固然享有“學術自由”，正如美國當代著名高等教育學者Burton R. Clark所主張：“大學是學者進行教學、科研和從事社會服務的場所。”換言之，學者有社會責任服務社會，而“學術自由”亦並非意味學術上絕對自由，不受任何責任的制約。

即使在崇尚“學術自由”的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依然受“政治正確”觀念的制約。假如某學者的研究牴觸國家倡導的價值觀，其學術論文將難以獲得權威學術期刊的青睞，其本人甚至可能面臨革職。例如著名數理邏輯學家羅素，因被指提出涉及寬恕婚外性行為的“道德敗壞、色情淫穢的學說”，被法院判決不適合在紐約城市大學任教；此外，獲終身聘用的史丹福大學英文系副教授H. B. Franklin，亦因為帶領學生於校園內進行反越戰示威，於1972年遭校方解聘。

因此，“學術自由”並非全無限度的自由，正如1940年《學術自由與終身聘用制原則宣言》所主張：“身為學者和教職員，他們應謹記，大眾可能憑他們的言論來評判他們的職業及院校。因此，他們應時刻保持精準、適度克制、尊重他人意見，並盡力顯示他們並非院校的喉舌。”

香港“學術自由”受充分保障

再看今天的香港，“學術自由”主要是透過香港《基本法》獲得保障。《基本法》第34條保障個人“學術自由”，第136和137條保障院校的“學術自由”和自主。至於大學院校，只有香港科技大學將“學術自由”納入教職員的聘用合約內，部分院校則設有處理教職員的申訴機制，以及評審升遷機制，惟有關機制的功能及細則差別甚大。當然，有關院校對“學術自由”的保障絕對有改善空間，但配合了香港享有高度的言論及新聞自由，我認為香港的“學術自由”已獲得充分保障。

多年來社會出現不少關於學術自由的爭論，有些學者的研究有時會受到外間批評。我認為這些情況不足為奇，亦與干預“學術自由”無關。真理越辯越明，學者毋需因為受批評而動輒認為“學術自由”受干預。畢竟，每個人都有發表言論的自由，而言論自由是自由的根本，不能被“學術自由”所凌駕或掩蓋。

“學術自由”不應被濫用

近年本地大學愈趨商品化，社會亦愈趨政治化，我反而擔心學者以政治目的或個人利益為出發點，透過經扭曲的研究發現和偏頗的結論，強行向大眾灌輸其既定看法，以取得社會的支持和提升其地位及影響力，或使研究變成是謀取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學術自由”的基本原則不但被濫用和受到侵蝕，並促使學術喪失了對社會既有價值的批判與反省能力，甚至失去其作為推動社會前進的角色和動力。我們必須切記，大學院校是知識傳承、追求真理、尊重異見及成就卓越的殿堂，並非是搖晃着“學術自由”旗幟的政治避難所。我期望香港學者都能在豐富和弘揚知識之餘，以無私及對社會負責任的態度參與公共事務，協助推動自由、平等、包容、公義的社會。